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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有些职业里的人，都爱喝酒，比如矿业工人、品酒师，还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：法医。法医刘八百说，他们那的法医都爱喝两口，据说是消毒、解乏，还缓解精神压力。刚参加工作时，他听说局里有个“神医”，酒量了得，认识之后，却发现这人滴酒不沾。

  老一辈的法医们习惯出完现场用白酒冲冲手，再来两口。消毒、解乏，捎带着还能缓解精神压力。

  同事告诉我，我的师傅余法医以前也是海量，但奇怪的是，从我认识他，他就滴酒不沾。

  有一回，我去余法医家，见到他橱柜很显眼的位置摆着半瓶白酒——不是啥好酒，但看起来放了很久。

  案发地点在一个新建立的开发区，被划出来只有3、4年，由一些沿海小镇组成。

  当天早一点的时候，村里每个人都在忙活，准备迎接马上就要来临的千禧年。一个小伙子急匆匆拐进公路旁的小巷，早晨的阳光把他的身影拉得老长。

  小伙的姑父是远近闻名的牙医，平时在家坐诊，门口的槐树上挂着“北桥牙科”的小木牌，在微风中轻轻晃动。

  小伙子想借辆自行车，见大门虚掩着，就毫不犹豫地推开了。他发现平时被姑姑打扫得一尘不染的院子，这天有些不同。

  地上有许多滴落的血迹，他开玩笑地朝屋里喊：“姑父，怎么给人拔牙也不止个血？”

  血迹并不是来自西侧的诊所，而是一直延伸到姑姑家的起居室。小伙子径直走过去，拉开纱门，探头往里一瞧，就再也迈不动步了。

  恶性案件很容易引起恐慌，对一个新区来说尤其关键，警察不仅要破案，还要尽快。

  那天的出警非常迅速，驾驶员硬是把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压缩到40多分钟。一路上，余法医攥紧扶手，下了车感到一阵头晕，差点吐了出来。

  这家的院子宽敞，院中间是个砖块围成的小花园，花园墙边有个红色塑料桶，里面盛满了污水，痕检员老邓上前看了看，在水面找到一根带血的木棍。

  院里一共有7间房屋，南面两间是仓库和厨房，西边两间是牙科诊所，东边三间是起居室。

  起居室门前，晾衣绳上的衣服还半干半湿，地砖上却洒了许多血迹，墙角的拖把也淌出淡红色液体。

  当时，还是新人的董法医紧随其后。“从迈进屋子，我的心就一直怦怦跳，手脚再也没暖和过来。”

  客厅正中有一床血染的棉被，隐约凸起一个人形。余法医小心拎起棉被的一角，底下露出一个身形魁梧的男人，仰面躺在地上，身子周围全是血。

  男人衣着凌乱、面目全非，脸肿得厉害，上嘴唇少了一大块，形成一个豁口，露出了牙龈和牙齿。

  “他真的是死不瞑目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。”至今，余法医仍记得和牙医何立斌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

  他保持着奇特的姿势：右胳膊肘弯曲，右前臂上举，呈握拳姿势，左胳膊是伸直的，左手半握着。

  这是一种特殊现象，人在临死时肌肉痉挛，立即进入了“尸僵”阶段。比如电影里战斗到最后一刻，站着死去的战士；还有溺死的人，手里紧攥一把水草，怎么也掰不开。

  余法医觉得，这更像是一种执念。他从何立斌睁大的眼睛里看到了愤怒、绝望、哀伤和不甘心。

  卧室里，大红色的窗帘挡住了室外的阳光，整间屋子都被照得红彤彤的。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同事只要一闭眼，就能想起现场所有红色的东西：

  卧室里有明显的翻动痕迹，地上堆满了衣物、被褥和鞋。两具尸体平行仰卧着，身上撒满了书本和试卷。

  靠里的是女主人，右脸变了形，密集的伤口下，都看不到右眼，手背上有明显的抵抗伤；靠外的是个穿校服的男孩儿，瘦瘦高高的，细瘦的脖子上豁开了两个大洞。

  每具尸体身上的伤痕都很惨烈，但让余法医印象最深的，还是小卧室里那个小女孩。

  小女孩躺在床上，和余法医的儿子差不多大，她穿着秋衣秋裤，脚上没穿鞋，死前应该是准备休息了。

  但现在，她再也无法醒来了，小女孩的前额被正面劈开，透过口子能看到裂开的颅骨和脑组织，脖子被豁开一个大洞，露出一张血盆大口，怎么都合不拢。

  一张“初一代数测试卷” 落在女孩身上，卷面上是鲜红的“100分”，和满屋的血迹一样红。

  大家陷入一种极度的沉默。除了必要的沟通，现场只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一股不可遏制的愤怒升腾起来。

  那时候公安局没有解剖室，医院停尸房还不如外面亮堂。余法医等老一辈法医们大都习惯在现场或野外解剖，虽然现在来看，那么做不规范。

  天色渐渐变暗，别人吃晚饭都回来了，余法医还在解剖今天的第四具尸体——小女孩儿。

  余法医一针一针，穿过女孩早已僵硬的皮肤。结束时，他想把左手拿开，发现左手被紧紧地“拽”住了——

  余法医是大家口中的“神医”，每当大案发生，到场的领导都会问：“余法医来了没？”大家都认为，只要他到场，案子基本就稳了。

  法医当年办案很靠观察力，余法医就对细节极其敏感。有一次，河里捞出一根骨头，大家毫无头绪，余法医瞅了半天，分析死者是个身高一米八的男人，曾经出过车祸，被人用砍刀和钢锯分了尸。破案后，事实果然如此。

  多年后，余法医回忆说：“头天晚上失眠了，夜里起床喝了半瓶酒。也没准是又冷又黑的缘故，手都麻了。”他一直有失眠的毛病，酒被当成了一味药。

  余法医拆了线，没有立即摘下手套查看手指的伤势，也没有急着再次缝合。他握住了那只苍白的小手，盯着女孩儿稚嫩的，刚拼凑起来的脸，看了半天。

  灭门案的现场，多个房间明显被翻动，诊所的抽屉都被打开，几乎所有的门把手和电灯开关上都有涂抹状血痕……

  可技术员们在现场，却没有提取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。现场的血脚印大多不清晰，能稍微看清花纹的，只有13枚，它们分布在13块何家堂屋的地砖上。

  这个四口之家的男主人何立斌是个远近闻名的牙医，他医术好，不仅附近居民喜欢找他看牙，很多外地人也慕名来北桥村找他。

  何家夫妇为人和善，儿女礼貌优秀，在邻居眼里，这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人，想象不到他们会招惹上什么仇家。

  这样的家庭惨遭毒手，所有村民都变得特别焦虑，大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门锁好，谁也不知道无妄之灾会不会轮到自己。夜不闭户的人一下绝迹了。

  每隔几个小时，痕检技术员老邓就跑去问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派出所民警，侦查那边有没有眉目？

  过去，很多案子在技术科还在检验的时候，凶手就抓住了。可这次，注定让老邓失望。

  从白天到晚上，从晚上到白天，技术人员仔细勘查完现场，30多个小时过去了，警方侦查依然没有结果。

  现场勘查结果让领导很不满意，他撂下一句话：“这么大的现场，罪犯肯定会留下证据，继续找！”

  他查看了几位死者的胃内容物，发现除了小女孩胃里有少量食物之外，其余三位死者的已排空，他们死亡时间应该在最后一餐的2小时之后。

  侦查人员通过走访得知，何立斌一家平常在下午6点左右吃饭。平日里，何立斌的儿子总是最后一个到家。他下晚自习回来是9点20分左右。要杀死男孩，嫌疑人必须在现场逗留到晚上9点20之后。再加上翻找财物、清理现场的时间。

  余法医对死亡时间进行了综合判断：4位死者都死于接到报案的前一天晚上8点以后，12点之前。存在一定跨度。

  邻居说，何立斌很能干，每天都忙到很晚，不是给人镶牙补牙，就是自己制作、打磨牙套牙模。他家每晚都传出嗞嗞的打磨声，邻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  案发当晚9点多，邻居起夜，往院子里瞅了一眼，能看到隔壁照过来的灯光，隐约听到打磨牙模的声音。

  在一扇门后发现的血脚印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——嫌疑人曾经藏身门口，在杀完至少一个人后，脚上沾上了血迹，藏身门后，等待时机再杀下一个人。

  邻居还提起，案发当晚，附近一户人家的狗有一阵儿叫得很凶，但没人发现异常，大伙儿也就继续睡了。

  余法医根据几位死者的伤口，分析可能存在3到4种作案工具。一种是锐器，类似匕首；一种是砍切器；一种是有棱角的钝器；还有一种是圆柱形钝器，比较符合的是现场发现的一根水管。

  带那么多工具行凶可能不现实，余法医认为，有一种工具能形成两种以上痕迹，比如斧头。

  技术员仔细检查了那根泡在红色水桶里的木棍。这也印证了余法医关于致伤工具的推断。那根木棍，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截斧柄。

  为了掩藏打斗痕迹，嫌疑人用水冲刷过何立斌遇害的中心现场。在那把打扫现场的扫帚上，还缠了一条黄色的围巾。

  院墙外的干草堆上，一只带血的、为了不留下指纹痕迹的粗线手套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  案发一周了，案件迟迟没有进展，大领导下了紧急命令，一个60多人的专案组成立，将全力侦破这起灭门案。

  这个专案组后来成了我们地区的“特例”，即使在解散多年后，一个组里待过的民警凑到一块，仍像一个战壕的战友。

  大家又去看了几次现场，关于作案动机，意见基本一致：嫌疑人可能与被害人一家相识，知道何家有4口人，有钱。两名女性死者没有被性侵，从大量翻动的迹象来看，主要考虑寻仇或劫财，也可能两者兼备。

  专案组一致推断，杀死4个人，还能攀爬翻越2米多高的院墙，从血脚印的尺寸看，嫌疑人是175cm左右青壮年男性。

  先杀人后寻财，光明正大地翻找财物，再从容不迫地离去，临走还冲刷清扫了现场，说明嫌疑人心理素质稳定，很可能有犯罪前科。

  何立斌尸体不远处，有一把三十公分长的活扳手，上有何立斌的指纹，说明他曾经手持扳手跟嫌疑人激烈打斗过，嫌疑人很可能受了伤。

  这家院子南侧内外都有带血的攀爬痕迹，嫌疑人很可能是通过攀爬围墙进出现场的，而大门虚掩，没锁。有门不走却爬墙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

  “最起码得有两个人的鞋印。”一个技术员说出了自己的见解。现场出现了两种花纹的血脚印，宽窄不一。

  尤其在门后的一块地砖上，出现了两个平行的血脚印，应该是两个人同时站在门后形成的。

  余法医的说法出人意料。他说，一名嫌疑人也能够实现全部作案过程，他提出了4点理由。

  其次，现场遗留的13枚血脚印虽然有两种花纹，但所有左脚为一种，右脚为一种。门后的血脚印虽然花纹、宽窄不同，但是长度基本一致。

  墙上存在两处攀爬痕迹，并不能确定是两个人攀爬形成，也可能是同一个人爬了两次。

  专案组根据已经得出的信息，梳理出13个重点怀疑对象。大多与受害者家庭有利益往来，可调查后，这13名重点怀疑对象全部被排除了作案嫌疑。

  进一步排查中，余法医和董法医走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医院、诊所，打听是否有被钝器砸伤的男人来就医。当地的医生几乎都认识他俩了，嫌疑人也没找到。

  专案组有人拿着鞋底花纹的照片，逛遍了全市所有的商场超市和大小鞋店，没找到有这两种花纹的鞋子。

  4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警方把排查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开发区，排查了可疑年龄段的男性两万余人。

  就在专案组被各种信息缠绕，争论不休的时候，终于有一个线索，从错综复杂的案件细节里冒头了。

  技术员辗转找到了林业专家，通过一系列分析，这截木棍来自一棵5岁的刺槐树的主干，树生长在盐碱地区。

  这个结果让大家感到兴奋，因为案发地就属于盐碱地，这说明做斧柄的这棵槐树“住得”离现场并不远，凶手就在附近。

  那时技术方法不发达，破案主要是依靠传统方式——地毯式的走访排查，用肉眼和经验发觉疑点。

  有一次在门外等候，董法医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可无论他们怎么敲门，怎么吆喝，门就是不开。他们没轻举妄动，联系了派出所，得知这家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叫丁志峰。

  多次敲门不开已经让董法医他们疑心，丁志峰的年纪也符合划定的嫌疑人的排查范围。他成为重点怀疑对象。

  几天后的傍晚，董法医和两名侦查员再次来到这户人家。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，院子里面亮着灯，家里有人。

  过了不久，门开了一道缝，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男子探出头来，他看到主任后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门打开了，董法医看到院子里还有个妇女，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佝偻着腰，面容愁苦。

  他们进了门，主任说自己家里有点急事，就先离开了。那对夫妇领着他们三个人往屋里走，黑瘦男子边走边咳嗽，女人过去扶了他一把。

  屋里灯光昏暗，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。堂屋的墙壁上有一张电影海报特别显眼，上面是个漂亮的女演员。

  这对夫妇招呼他们坐下喝茶，董法医和两个侦查员围着低矮的桌子坐下，简单说明来意后，董法医就拿出本子，准备详细记录。

  董法医一抬头，看到里屋冲出了一个黑影。他光着膀子，披头散发，手里挥舞着一把镰刀。在灯光下。刀刃闪闪发亮，离董法医的头最多也就一米远了。

  董法医当时就吓傻了，他身旁的侦查员一把拽住他，拉起就往外跑。他们身后的那对夫妇立即抱住了黑影。很快，这家的门又反锁了。

  经历了惊魂一刻后，董法医几人赶紧向上级汇报，“丁志峰有严重暴力倾向，身高年龄都符合，有重大作案嫌疑。”

  很快，这家的院子被警察团团包围，还有几个警察带了枪。村支书匆匆赶来，大喊：“误会了，误会了！”

  “这孩子有精神病”，村支书说。丁志峰发病的时候常在街上光着跑，见人就打骂，村民们害怕，他的父母就干脆把他锁在家里了。

  经过警方反复确认，案发那天，丁志峰的确在家里没出门，邻居也可以作证。这位“武疯子”的嫌疑，最终也被排除了。

  “其实后来想想，一个疯子根本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密，懂得戴手套作案，还会清理现场。”董法医回想起来，也觉得当时汇报太冲动。

  刚开始出于保密原则，也因为通讯不便，大家几乎都不和家里联系。后来领导觉得这样不是办法，于是每天晚上大伙儿凑完情况，就可以给家里报个平安。

  专案组里仅有的几部手机被贡献出来，余法医记得很清楚，是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。僧多粥少，没抢到手机的民警，就在宾馆走廊的公用电话前排队。

  一天半夜，余法医看到一个侦查员还蹲在走廊里，他走过去，那个侦查员好像有些不好意思，使劲把脸扭过去。

  侦查员双眼通红，鼻涕和眼泪顺着脸往下淌。张大了嘴，拼命压抑自己，喉咙才没发出声响。余法医问怎么了，他忍不住小声地抽泣起来，说：“孩子感冒家里人没在意，得了心肌炎。”

  “哥，这个案子太重要了，我不想撤啊！”侦查员抓着余法医的手，“这么大的案子，以后可能再也碰不上了。俺不甘心就这么走了，可俺一想到孩子心里就难受。”

  一个技术员的婚期改不了，领导给他批了三天假。可是新婚第二天一大早，新郎就急着赶回专案组，没耽误当天的工作。

  他们把考虑到的都考虑了，把能做的都做了，但那个冬夜里的幽灵，还是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

  技术人员把现场提取的所有物证都仔细地保存着，13枚地砖也被收进了物证室。

  专案组解散了，在最后一次专案会上，领导也鼓励大家：“或许现在还不到破案的最佳时机，大家别气馁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总有一天能破案。”

  吃散伙饭的时候，不少人都喝醉了。大家都不甘心。4个月的时间，没能找到凶手。每个人都觉得，拖得越久，希望越渺茫。

  有熟悉的人开他玩笑，提到他把手缝在尸体上的事儿，余法医憨憨一笑地自嘲：“或许我和那个小女孩有缘吧。”

  遇害的女孩只有13岁；现场发现了13枚清晰的血脚印；排查了13个重点嫌疑人；物证室里那13块地砖就像13块巨石，压在民警们的心上。

  它们中深藏着密码，只要成功破译，就能找出线年后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余法医带着我走进了北桥村的那条巷子。我俩在邻里的打量眼神中，在挂着“幸福之家”的牙医家门口驻足。

  他手中的钥匙伸向院门，打开了那把巨大的挂锁。两扇黑漆的木门同时发出“吱呀”一声，时间仿佛停止，然后瞬间倒流，我好像回到了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。

  我在现场提取了几处血迹，听余法医讲每个死者的位置、衣着、姿势和损伤特征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就像在讲一宗昨天才发生的案件。

  墙壁上的血迹已经变暗，隔着床板的缝隙看，水泥地面已经彻底变色。女孩的血液被涂成了一个怪异的形状，就像一匹狼。

  刘八百跟我说，越是处心积虑的犯罪，越是血腥的现场，凶手与被害者接触的时间越长，这样的案子反而好破，因为留下的线索一定越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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